近日，在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的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2015年年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作了题为《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为“两个一百年”作出新的贡献》的主旨报告。两个多小时的报告给社会释放了高职教育改革的很多新信号。

    面对台下来自全国400余所高职院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等单位的900余名代表，这位第一次出现在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年会上的副部长评价，高职院校校长们“都是历史里程碑式的人物”。

    鲁昕鼓励高职高专院校校长保持自信，引领普通院校转型，“高职教育的发展优化了国家教育结构和人才结构，创新了国家基本教育制度，使我国现代教育体系更加符合国家和人的发展需要。”

    当“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精准扶贫等与高职教育息息相关的国家战略纷至沓来，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变革的时代，高职教育改革呼唤新高度。

                             经济转型呼唤教育结构调整

    年会上，介绍起学校情况，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任君庆颇为自豪的是，他所在学校开设的不少专业毕业生，成为人才市场上的“抢手货”，薪资待遇比省内其他高职院校同专业学生高10%，“我们的学生出去从不输给别人，配得上高工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

    但并非所有的高职院校专业都有这样的骄人成果。

    在现场，鲁昕直指高职院校存在的几大问题：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产业升级不对接、培养模式不符合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律、课程体系僵化、教材相对落后等。

    自2010年始，致力于大学生就业数据挖掘的麦可思研究院根据前3年综合考量的数据，每年发布一个高职的代表性专业预警榜，被亮过“红牌”的专业常常重复出现。

这背后，是我国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成为教育大国和人力资源大国的同时，人才结构的变化给国家教育带来的挑战。

    “教育要实现基本现代化，没有合理的结构，能叫教育现代化吗？我国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才培养结构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不够匹配。”年会上，鲁昕对此一针见血。

    鲁昕表示，国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教育结构必须调整，“我们的高等教育不讲结构只讲学科，不讲专业与产业对接，最后只能形成新劳动力结构性过剩，大学生不能就业。这样的人才积累，积累的不是人才财富而是社会矛盾。”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洪渠对此感触颇深：“目前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现象，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结构与社会需要不相匹配。如果这种情况任其发展，大量怀着就业期望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必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人力结构调整，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与学生个人发展，意义重大。

    以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的改革为例，该校近几年根据湖北省、武汉市人才需求预测及时开设3D打印技术、工业机器人、节能技术等专业，调整改造老专业，毕业生一直供不应求。

    在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陈加明看来，从办学层次来讲，高职教育改革的关键是要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当每个工人都由职业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替换后，才能谈得上企业转型升级。”

                              专业设置不须审批可宏观引导

    报告中，鲁昕花了大量篇幅分析高职院校的专业改革与课程设置。

    在调研中，她发现一个现象：ICU病房人才奇缺，因为数字化的高科技设备，很多护理专业学生不会用。

    她甚至对此细致地开出药方：可以把护理学院改为健康管理学院，下设护理专业，可包括西医基础、中医基础、心理学、老年护理、婴儿护理、营养学和各种专业疾病护理。

    鲁昕由此在现场释放高职改革的重大信号——以后高职院校开设专业无需报教育部审批。

    鲁昕话毕，会场掌声雷动。

    作为教育领域一位资深的观察者，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创始人王伯庆坐在会场的第二排，一种改革的期待在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上流淌。王伯庆回想起现场，称这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鼓掌，“那是现场持续时间最长、声音最大的一次鼓掌，可见，高职院校校长们对此期盼已久”。

   “高职和企业的结合是很紧密的，它的动态调整速度必须特别快。一个新兴产业的用人旺季两三年就过去了，等到报批通过，这个机遇可能就没有了。”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表示，只有拥有一套灵活弹性的机制，高职院校才能有活力。

   “高职院校的发展，对接职场更为及时，这种面向职场的专业培养，要求在管理上赋予更大的自主权。”在王伯庆看来，高职院校为区域经济服务，专业设置需要独立自主，“高职院校可以把专业报备给教育部，让教育部知道全国范围内高职院校开设专业的基本情况，但无需教育部审批通过。”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陈加明为“政策不再一刀切”叫好，“职业教育具有区域性，也是最紧跟产业发展的。每个区域产业结构不一样，所需的人才结构也不一样”。

    李洪渠同时也呼吁，高职院校对行业企业产业发展的宏观情况和综合信息掌握不可能全面及时，对人才需求现实判断能力和未来预测能力有限，设置专业必然有盲目性，需要政府和行业组织指导帮助。

    他建议政府加强宏观指导、行业加强信息供给、学校加强社会调研，设计出各方权责清晰明确的专业设置和动态调整机制，建立明确规范的专业设置标准，既满足高职院校对“自主权”的期望，又不至于放任自流，造成无序乱象。

                                      瞄准高端，补齐短板
　　 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目前有22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首位。但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不高，总体处于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

    对此，鲁昕表示，“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版的“工业4.0”规划，开启了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征程。与发达国家在工业3.0基础上迈向4.0不同，我国不仅要追赶工业4.0，还要在工业2.0、3.0方面“补课”。

    她在现场提出一个高职教育发展的新命题：按照制造业人才发展的需求，高职教育“既要瞄准高端，又要补齐短板”。

    在李洪渠看来，“瞄准高端”就是高等职业教育要培养具有高素质、高技能、能完成复杂生产任务的人才，能满足产业对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补齐短板”是高等职业院校要利用面向社会、开放办学、就业导向、专业设置灵活的优势，及时发现现在和将来技术技能型人才缺口，补上产业人才需求短板。

    这与王伯庆的想法不谋而合。王伯庆同样主张，大学的人才培养必须和社会需求对接，这种对接不是简单的职场对接，而是和国家未来发展需求对接，“当然，不同类型的学校，它对社会需求的对接方式是不一样的，高职高专要和更近期的职场对接更紧密些”。

    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任君庆眼里，高职教育要往高端发展，就是人才培养的高端、技术水平的高端，适应产业的发展。然而，增强师资力量、提高学生的满意度，应该成为“补齐短板”的具体举措。

    “我理解的高端是，不管你做什么，做到极致就是高端。现在的高职教育有点儿虚火上升，一般比的是教学规模、教学成果奖，已经远离了高职教育存在的价值。”在单强看来，高职教育的价值就是为企业培养爱岗敬业、踏踏实实的高技能人才。

   “现在一提到为企业培养技术工人，就觉得太低端了。人家产业工人顶天立地，在行业里扎得特别牢，这就是高端，高职院校真正的高端是学生在产业里深深扎下根。”单强说。

    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单强总结“高职院校的老师是人社部门招聘，设备是政府公开招标，课程是教育部门统一弄好”。但高职院校服务的是地市级产业，每一个地市的产业不同，教育部门统一安排好专业和配备，很难实现因地制宜的发展。

    作为高职院校校长，单强寄希望于更大力度的改革，“高职院校高端也好，低端也罢，最大的问题是有没有活力，有没有自主权，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的改革都是小修小补，根本解决不了短板的问题。”

                                                                          作者：谢婷婷 雷宇